、华为等领军龙头企业。”华东师范大学城市发展研究院院长曾刚指出，江苏缺乏明星企业，人才发挥作用的空间相对狭窄。加上科创资金有限，竞争激烈，创新创业机会较少，也阻碍了人才汇集。

　　新兴产业发展，带动长三角核心城市人口格局重新洗牌。

　　杭州用数字经济重构人才磁场，合肥以“风投之城”之名重塑科创版图。反映在人口上，2020—2023年间，杭州合肥分别新增55.7万人、48.31万人，南京、苏州则分别仅增长22.73万人、20.84万人。

　　2024年，合肥人口再度增长14.9万人，常住人口达到1000.2万人，一举成为新晋千万人口城市。相比之下，2023年常住人口还仅为954.7万人的南京，“十四五”期间“常住人口突破千万”的目标大概率已无法实现。

　　上海社科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研究员邓智团认为，合肥与南京在人口增长上的不同表现，产业正是一道重要“分水岭”。

　　相比合肥近年在新能源汽车、集成电路、量子产业及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上屡屡“下注”，南京虽在集成电路、生物医药等新兴领域也有较强发展势头，但本地龙头企业依然是南京钢铁、金陵石化、扬子石化等传统产业，留人效应不够突出。

　　此外，杨成钢还指出，南京、苏州等江苏城市面临高居住成本、高创业成本带来的引才门槛，“南京的生活成本相比上海低不了多少，也没有合肥那么突出的性价比”。

　　曾刚还谈到，江苏人才吸引力的优势有所减弱，一个重要原因是当地人才政策滞后于企业用人需求。加上江苏在人才政策突破性、创新性方面存在不足，导致人才政策效果不太理想。

　　苏州市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，目标是未来三年新增1万名高层次青年创业人才。

　　近年来，苏州在人工智能、生物医药、纳米技术等前沿领域持续发力，对高端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。一个月前，苏州还发布，每年专设100个左右“人工智能专项”名额，给予100万元—500万元项目资助和100万元—200万元购房补贴，“优先支持40周岁以下的青年创新创业人才”。

　　不过，在曾刚看来，“江苏的问题不仅在于缺人，还在于如何人尽其用”。

　　一方面，江苏大专院校众多、科研院所林立，人口总体呈现较高的文化素质；另一方面，科创、产业两张皮的问题还比较突出。以南京为例，南京拥有江苏省最多的本科以上学历人口，并非缺乏技术积淀，但却呈现出“学术强磁场”与“产业弱转化”的悖论。

　　此前，在DeepSeek爆火之后，江苏省委机关报罕见连发四问，反思南京为何没有赶上AI浪潮。这是对城市发展的鞭策，也是觉醒的开始。

　　曾刚认为，南京等江苏核心城市，应学习合肥模式，走出产业发展的舒适圈，增加对新兴产业发展、大型科创企业的政策、资金支持，从而为人才提供更广阔的舞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