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，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。灾害发生后，前方指挥部组织重灾核心区搜救突击队，克服重重困难，于27日16时30分抵达中尼边界国门位置，开展现场搜救。

　　冰岩崩为什么发生？喜马拉雅山脉几次自然灾害之间有关联吗？高海拔冰岩灾害的预警难点和痛点是什么？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、副所长李新，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、博士生导师刘巧等专家在8月28日接受了

　　尼泊尔一侧发生泥石流灾害，波及中尼边境吉隆口岸。这个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口岸，也因此进入公众视野。

　　对于普通游客而言，位于西藏自治区吉隆县的吉隆口岸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旅游目的地。近年来，一些游客会通过社交平台自行做攻略，经吉隆口岸往返中尼两国。就在此次灾害发生前，游客小齐刚刚完成从尼泊尔经吉隆口岸进入西藏的行程。

　　小齐告诉

　　“当你坐的车爬得足够高时，甚至可以穿过云层，周围都是白茫茫的，基本看不清。”她告诉

　　另一名去年曾经由吉隆口岸前往尼泊尔的游客，也有类似的感受。她当时在樟木和吉隆两个陆路口岸之间做选择。由于樟木此前发生过泥石流、部分道路塌方，她出于安全考虑选择了距离更远的吉隆。

　　“但如果早知道一些吉隆口岸的真实信息，可能就不会选择走这里。”她回忆，当时同行者甚至后悔带着行李箱选择陆路通行。

　　在长期从事西藏旅游的入山海Voyage创始人闵沥看来，普通游客需要区分吉隆口岸和吉隆旅游区。

　　他告诉

　　他同时提到，此次灾害发生在尼泊尔一侧的高山区域，所涉及的冰川、冰碛湖等因素，以及跨境河流可能带来的影响，使得这次灾害不能简单被理解为一次普通的雨季山洪。对普通游客来说，社交平台上的“经验帖”可以提供线路参考，但并不能替代对当地自然条件和灾害风险的专业判断。

　　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，此次灾害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。冰岩崩落体高速下泄，沿沟道裹挟冰碛物演变为碎屑流，进而汇入东林藏布形成泥石流，冲击吉隆口岸并向下游尼泊尔方向运动。

　　李新接受

　　从县域总体尺度看，拉苏瓦县灾前河流面积为8.70平方公里，灾后河道及洪水覆盖面积增至29.00平方公里，新增20.30平方公里，灾后面积约为灾前的3.33倍。

　　“首先，这里的地势高低落差极大，东林藏布河谷的海拔只有1900米左右，而相差不过10公里的蓝塘里二峰陡升到6600米，泥石流下来的动量极大。其次，由于当地气候多雨雪，地震频发，山体碎石和冰雪本来就较多而且松软，所以这次冰岩崩引发的冰岩泥水碎屑流的体积巨大。最后，这次冰岩崩可能引发了空气垫流，也就是泥石流下来的时候混合了大量空气，在底部形成一层气垫，导致速度极快。据估算，泥石流运动最高速度超过400千米/小时，这增大了动量，也让人根本来不及反应。”中国气象科普自媒体“中国气象爱好者”联合主创张志恒对

　　对于泥石流的运动速度，自然资源部有关专家表示，根据测算，造成吉隆泥石流的冰岩崩碎屑流运动速度约为50米/秒。

　　张志恒认为，这次事件是地质原因和气象原因交织在一起导致的。从资料来看，发生冰岩崩的地方8月7日以来气温较平均高1摄氏度以上，最近10天降水偏多25%以上，均可能是引发冰岩崩的诱因。

　　“冰岩崩，是冰川与岩体同时发生崩塌。”横断山研究会会长杨勇摊开地图，向

　　比起泥石流、滑坡、洪水等自然灾害，冰岩崩听上去并不为大众所熟知。“有冰川的地方，都有可能诱发冰岩崩，冰岩崩灾害链并非首次发生，这次特别极端。”刘巧表示，同样位于喜马拉雅山区，2021年印度查莫利也发生过冰岩崩。

　　杨勇、刘巧、张志恒均认为，虽然冰岩崩的诱因非常复杂，但有一点因素可以明确——全球气候变暖。“气候变暖导致高海拔地区的冰川和周边岩体稳定性丧失，冻土退化、冻融加剧，进而加剧岩石破碎和崩解。”刘巧进一步解释道。

　　刘巧向

　　“青藏高原冰川地带一年比一年‘热’。”这是杨勇数十年野地考察的直观感受，青藏高原气温升高的主要影响是增强了“三融”——冰川加速消融，冻土层解冻及降水量增加。

　　刘巧提醒，气候变暖使灾害发生频率和强度都在增加，同时下游人类活动增加，暴露度提高，这也导致灾害后果加重。

　　此次灾害成因复杂、多重因素叠加，破坏力极强，与普通降雨诱发的泥石流存在本质差异。那么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，是否改变了喜马拉雅山区的部分地质条件？

　　“2015年尼泊尔大地震的重灾区集中在喜马拉雅深山腹地，科研人员能够获取的后续观测资料有限。”杨勇表示，“每一次灾害发生之后，开展复盘与研究都十分必要。受限于特殊山区地理条件，一方面人员难以深入现场，另一方面布设的监测设备数据回收困难，由此留下一些研究空白。本次灾害也警示我们，必须更加重视灾后的地质研究工作。”

　　再近一点的时间，2025年尼泊尔发生了冰湖溃决，与今年的冰岩崩灾害同属于吉隆沟流域。这二者又是什么关系？“冰湖是冰川退缩后形成的，数量比冰川少得多，有数千个，但同样需要关注。”刘巧曾在2025年尼泊尔发生冰湖溃决后前往当地，他判断两者没有直接关系。“如果说有什么共同点，那就是都受到气候变暖的影响，都与冰川消融加剧有关。”

　　三是本次事件本身已监测到地震波，意味着大量岩体可能已经松动，叠加当前还在高温汛期，冰川融水使河道处于高水位状态，洪水和泥石流发生的风险也在上升。

　　对于此次灾害的研究，杨勇认为要聚焦三个数据：冰岩崩点的体量有多大？冰岩崩点下来在沿途当中形成的堰塞湖有多大？泥石流形成以后，流量是多少？

　　李新告诉

　　需要说明的是，相关结果受基础地形、物源范围及模型参数等因素影响，现阶段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，不能视为最终定量结论。

　　针对灾后新生堰塞湖的初步情景模拟显示，在较不利情况下，一旦发生溃决，数小时内可能新增约平方千米量级的淹没区域，水量增加可能进一步扩大淹没范围并增强下游冲击，对沿河道路、桥梁及口岸方向构成潜在威胁。

　　李新表示，下一步，将结合最新卫星影像和现场资料，进一步核实源区、河道及堰塞湖状态，不断修正模型结果，提高应急研判和预警的可靠性。

　　刘巧坦言，冰岩崩预警难度极大，其前兆往往不明显，即便捕捉到初期信号，从发现到通知下游，留给响应的窗口时间也极为有限。

　　对于如何建立有效的监测预警系统，刘巧认为，预警的前提是风险评估。“要先通过风险评估找出高危区域，才能针对性地布设监测点，形成有效的预警能力。”

　　但面对青藏高原地区近5万条冰川，不可能靠人力逐一排查。他估算国内专门从事冰川研究的科研人员只有“百来个”，即使这个数字未必十分精确，但研究对象与研究人员之间的数量悬殊是客观事实，不可能靠人一个个去查。

　　正因为如此，他认为未来必须借助遥感快速识别并结合人工智能、大数据手段进行大面积筛查，否则仅凭有限的人力，根本无法应对如此庞大的监测需求。

　　至于具体如何监测，他表示要看实际情况：重点高危区域需要布设地面监测设备；对冰湖要关注水位、气象、冰坝变化、冰川动态和周边形变；对冰川要监测流速、运动状态、基岩变形和融水变化等。但实际布设面临供电、信号回传、地形险峻等客观困难，部分环境恶劣的地区也可通过下游遥测的方式实现监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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